晋宁石寨山墓葬群曾出土一批青铜器，其中有一项为古滇国特有的，名为贮贝器。这些贮贝器主要用来盛装当时的货币——贝壳。在贮贝器的器盖上，装饰了许多立体雕像，如1号墓曾出土的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，上面共铸有52个人物和1猪1犬，生动地雕铸记录了古滇人的祭祀活动场面和集市场景；另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，32厘米的盖径上铸有129个人物，还有建筑、铜鼓、铜柱等，表现了复杂的祭祀、生活场景。这些青铜器的出土，为世人提供了研究古滇国最真实的“史料”。

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出土文物是古代生活场景、礼教、制度的见证和记录。“礼源于祭祀，刑始于兵”，中国古代重礼制、序尊卑的礼法文化，上行之于朝堂，下贯彻于乡里。如今再看出土的文物，以“德主刑辅”“礼刑合一”为特色的中国古代法制通过出土文物得到了完美的展现。中国古代以农立国，自是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，中国法制的发展，都在力求做到法治、德治、自治（乡治）相统一，以法治定分止争，以德治春风化雨，以自治共治共享。

作为古滇国曾经的都邑，晋宁法院晋城法庭更是积极探索自治增活力、法治作保障、德治强支撑的“三治融合”新模式，通过法治规范自治、以德治滋养自治，三者相互渗透、协同增效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。

“自治+法治”，提升认同，凝聚柔性共识

人民法庭作为基层司法机构，既是法治的“末梢神经”，也是基层自治的“法治护航者”。

晋城法庭变“坐堂问案”为“主动治理”，深入辖区乡村了解、收集村民的司法需求，广集民意，汇聚民智，紧紧围绕辖区特色产业和民俗乡风，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，因地制宜指导辖区村（居）委会完善各类村规民约，与村委会一起探索民事民办、民事民治的新途径。同时，法庭每年协助相关部门统筹做好“法律明白人”的培养工作，协同建立健全联系沟通机制、培训座谈机制、调解对接机制等；只要有需要，法官们会与“法律明白人”、调解人员一起开展矛盾纠纷调处，对调解协议进行把关，告知进行确认并督促履行，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。

“德治+法治”，划定底线，构建刚性规则

我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宗旨，开创了道德价值体系进入民法典的先河，“公序良俗”原则的确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。

晋城法庭不断加强调解力度，坚持将调解贯穿在审判工作全流程，在调解过程中融入传统美德的教化，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；并会邀请村内德高望重的人员一起参与调解，“乡贤”是群众中德才兼备的群体，他们的亲缘、人缘、地缘优势更能得到群众的认同，调解工作也能得到有效的开展；需要裁判审理的案件，晋城法庭不断夯实案件质量，优化办案流程，全面强化裁判文书说理和判后释法明理，强调诚信、友善等传统美德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将“德”“法”有力融合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，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。

“自治+德治”，降本增效，激活内生动力

晋城法庭定期向党委政府、政法单位、相关村（居）委会发出诉情分析通报，针对辖区诉情提出合理建议，指导村（居）委会有针对性的治理和防范高发案件。选取有普遍教育意义的相邻、赡养、民间借贷等纠纷巡回审理、就地调解，通过典型案例进行道德教育，以期达到审理一案、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。同时坚持以巡回审判为平台，开展法庭“三进”工作，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到矛盾纠纷的化解中，始终依靠群众、发动群众，用“劝、谈、教”相结合的调解模式，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、受益者。

“枫桥经验”将乡村治理上升为群众广泛参与的制度化过程，注重激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、参与意识、服务意识，将群众的自治热情和奉献精神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力量源泉，晋城法庭不断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在依法裁判的同时，深入弘扬道德价值，尊重基层自治规则，形成“情理法”相融合的治理模式。

《论语》有云，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。从“礼法合治”到“三治融合”，不仅是治理工具的迭代，更是文明逻辑的升华，彰显了“和合文化”的现代转型。将“礼法合治”的秩序智慧转化为“德法共治”的治理机制，再到“三治融合”的新时代样本，是对中国社会“天理国法人情”融合智慧的创造性转化。晋宁法院把“尚和”的理念融入案件办理各个流程，在法律考量的基础上，尊重人民群众朴素情感、基本道德诉求和合理的法律诉求，以法治划定底线，以德治提升认同，以自治降低治理成本，不断探索迈向“低耗高效”的治理现代化路径，积极构建井然有序又生机勃勃的社会治理生态。